可能性的艺术

序言

何为比较

我们身处的现实，其实只是这个世界上一万种可能性中的一种；但由于大多数人没有机会经历或见识过其他可能性的样子，因此人们在直觉上常常以为自己身边的世界，代表了全世界的样子；其实这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很容易因此变得狭隘，甚至自大，把个例误为普遍现象；在我们给事物下一个准确的判断之前，我们需要有一个标尺；而这个标尺，需要我们先收集足够多的可能性后，才有可能产生；

政治的力量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大的时间尺度来说，确实如此；但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在较小的时间尺度内，对经济基础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中国就是一个典型，同样一片土地、同样的人、同样的文化，在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荷兰、英国、美国的崛起，以及中国历代王朝，莫不是如此；战争后，胜利的一方出现英明有力的领导人，建立有利的新秩序，然后引发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家开始变得强大；

政治的限度

政治的力量很大，但却非万能；影响一个国家命运的因素，除了政治制度外，还有其他很多重要的因素，例如文化、宗教、教育、经济周期、内部秩序、国际环境、地理资源等；

达利欧在《原则2》 中罗列了大约 18 个左右的重要因素；

一、全球视野

1. 比较维度

国家最核心的能力是暴力的垄断，其次才是提供公共服务；当国家无法垄断暴力时，暴力就会分散在社会不同群体手中，导致持续的冲突和动荡，巴西、墨西哥等国家即是例子；提供公共服务的前提是政府要有钱，因此征税能力大小，决定了政府提供服务能力的大小；

民主还是威权，它并不是国家能力大小的原因，更多只是一种决策方式而已，而且也跟决策质量无关；而是跟决策幅度有关；民主能一定程度限制政府的决策范围，避免政策对社会过度汲取；威权则缺少这种限制，只能靠统治阶级自觉；

政治存在于社会之中，社会是政治生根发芽的土壤；目前暂时还不存在能够医百病的万灵政治药方；不同文化、不同经济，不同宗教，都会对政治的生长带来影响，相同的种子，会长出不一样的果实；橘生淮南与淮北之别；

2. 黄金时代

基因决定了人们只会关注当下，而不是回望过去；只关注自己缺少的，而不是自己已经拥有的；这种天性往往让我们忘记了人类的历史是如何一路走过来的，从而忽略了当下的我们正幸运的生活在异于过往任何历史时期的一个黄金时代中；物质极大的丰富，人均寿命历史顶峰，战争相当遥远，只存在于影视剧中；

人们更愿意用自己想象中的理想生活，来比照当下的缺失，而不是对照历史，检查自己已经拥有了什么；这种倾向是危险的，因为当我们不知道自己一路如何走来，如何才获得了今天的成就，就瞎折腾的话，最终常常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创造了更多的问题；

3. 国际格局

在这个业已全球化的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再像古典时代一样，实现与世隔绝，小国寡民，独善其身；不管是否愿意，每个国家的命运，都跟周边甚至遥远的国家戚戚相关，例如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美国对朝鲜的封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世界的物理距离已经大大缩小，地球相当于变成了一个村；

人们对日常生活中接触到观念经常习以为常，潜移默化，以至于我们常常忘了它的出处；民主、自由、平等等观念在今天天广为人知，但事实上这些观念是很新的产物，在 100 年前的中国，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些观念是什么东西；而我们现在之所以知道了这些观念，恰恰是因为信奉这些观念的某些强大国家，成功的实现了文化输出；

这些自由主义的观念缘起于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但有趣的是，它成了某些实力强大的国家的治国理念；然后这些强权国家持续的经济和文化输出，让这些观念也逐渐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的日常生活中；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真的在乎拥有绝对的自由吗？所谓自由，更有可能只是某些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对于普遍老百姓来说，安全而有归属感的小日子才是他们的人生追求，最多再加上一点点民族自豪感；所以，对于大多数小国家来说，更好的做法或许是回归现实，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尽量避免卷入其他国家的战争，保存自己的实力，以期实现长治久安；

对于中美两个大国来说，随着中国崛起后带来的贸易摩擦以及台海问题，对于处在时局中的个体来说，可能面临的挑战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4. 全球化

全球化让资本、原材料、技术实现了自由流动，总体上来说，它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加富有起来了；但是这种进步发生得太快，它不像工业革命，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实现对外传播；而是在短短的 20 年内，就造成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就是这种变化的最大见证者；

进步太快造成的问题是，它导致了某些阶层没有足够的时间来适应这种变化，他们面临的困境，或许就像中国 98 年的国企改革下岗潮一样。还没有熬到退休的年龄，但工作已经没了；

人是有迁移和学习惰性的，经济发展会造成地理上的不平衡，例如中国东部比西部更发达，美国亦是如此；对于受到全球化伤害的那些美国人来说，他们面临的处境就跟当年东北下岗的中年人一样；更糟糕的是，东北人面临的只是南方人的竞争，他们可以通过迁移南方来解决问题；但是当代工人面临的还有机器自动化的竞争，机器人也在跟他们抢饭碗；

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本质上是发展过快所必需付出的代价；解决挑战的办法，不是开历史倒车，而是需要政府积极干预，帮忙那些失业工人再上岗；就像中国政府过去多年的扶贫政策，帮助那些大山里面的人们走出来，迁移到城镇生活一样；

5. 文化反弹

大多数人的价值观一旦形成，便终身几近不再改变；全球化除了带来商品的流动，还会带来文化的流动；当某种外来文化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全社会传播开来后，它首先会被年轻人所接受，因为年轻人更接近白纸，没有旧观念的束缚；之后随着涉及人群的蔓延，它最终会到达那些秉持传统价值观念的人群；当这些人惊讶的发现自己已经成为少数派时，会触发他们的危机意识；他们会站出来，努力捍卫传统观念的价值；

如果文化输入的速度缓慢一点，通过代际慢慢消化，就比较不容易引起反弹现象，社会冲突也会更少；观念的融合是需要时间的，它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完成；

二、政治转型

6. 民主转型

民主并非目的，而只是手段；安全有序的稳定生活才是人们的首要目标，民主制度并不意味着必然的安全稳定，二者其实并没有本质上的联系；威权制度同样可以带来安全和稳定，例如中国；民主最大的作用，在于为公权力的过渡扩张设置一道防护网；

设立民主制度，决不意味着制度能够自动落地实施，二者之间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政治在社会中，因此政治制度的有效实施，需要社会具备合适的土壤条件，它才有可能生根发芽。有可能土壤在一开始就是适合的，但这只是极少数的例外情况；在过去 5000 年的人类社会中，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听说或了解过这个概念；因此，缺少让民主快速生根发芽的土壤，是绝大多数国家的常态；它可能需要好几代人长达上百年的努力，才有可能逐渐改善土质，最终达到成功；这个过程注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而更可能是血雨腥风，起起伏伏，进两步退一步的过程；虽然观念的改变是缓慢的，但好的观念有其内在的生命力，随着时间推移，它慢慢就会在每一代人中脑海中扎根，积少成多，聚沙成塔，最终导致量变引起质变；

7. 民主稳固

法国是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发源地，相比英国和美国，其民主化转型的步伐更加彻底和激进，其转型目标并不局限于政治变革，还同时计划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等一系列改革，因此被后人描述为“大革命”；革命运动给社会带来了剧烈的震荡；但欲速则不达，其结果也同样是惨烈的；

民主转型的成功，并不必然意味着民主的稳固；国内秩序大周期背后是财富和权力的再分配，绝大多数情况下，它都是通过武力来实现的，成王败寇，胜利者制定最终的秩序；至于这种秩序是否民主，完全由胜利者根据情况随机应变；民主只不过是获取权力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当目标达到后，工具可能不再需要而被抛弃；民众观念的水位，决定了转型后的下一步走向，是实现民主的巩固，还是转向威权；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想要在短期内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难于上青天；因此大多数国家在民主转型成功后，又随即进入民主衰退，是合乎情理的大概率事件；

8. 威权倒台

人们常常天真的以为只要威权倒台，就能自动实现民主的落地；事实上，二者中间还隔着十万八千里，最后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新威权的崛起。因为搞破坏很容易，谁都可以干；而搞建设很难，只有少数强有力的英明领导者才有可能胜任；

民主意味着由人民当家作主，但社会是多元化的，内部是各种利益细分群体；在威权体制下，不同利益群体能够实现团结，以对付更大的敌人；但是当外部威胁消失时，民主机制所需要的社会动员，就会让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区别浮上水面，从而加深社会群体的分裂；人心不齐，寸步难行；有人要向东，有人要向西，最后很多时间都花在了争吵上面；

当各群体过于情绪化而不再遵守规则时，社会将重新陷入混乱；于是乎人们又开始呼吁强权来收拾残局，导致威权重现；人性天生的短视，注定了民主过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最终转型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依赖于某位强有力的领导人，能否制定出一套有效的新秩序，让整个国家走上正确的轨道，例如中国的邓小平；

9. 共同底线

民主会暴露社会裂痕，虽然基于过半数的选票即可完成选举；但完成选举并不意味着社会分裂的消失；对于那些在选举中失败的群体来说，他们自然会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对于胜利者，能否制度一套有效解决分歧的机制，让双方的裂痕通过机制实现缝合，是决定民主能够稳固的一个重要因素；痛打落水狗是容易的，但它只会带来反抗；对失败者的宽容、接纳与合作，才是艰难而伟大的作法；

与胜利者的宽容同等重要的，是失败者的心态；愿赌服输，尊重规则和共同的底线，努力在未来扳回一城，这样游戏才有可能玩得下去，而不是恼羞成怒，掀翻棋盘；成功的婚姻，需要夫妻双方共同的努力，失败的婚姻，则只需其中一方摆烂就可以了；一个国家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平，背后的本质首先是其民众是什么样的水平；当民众水平不足时，民主制度是不可能顺利运转的；

10. 民主局限

民主最大的作用，是限制公权力，它本质上是一个决策程序而已；有好的决策程序，并不意味着好的决策结果；因为最终做决策的是人；如果决策的人本身水平有限，那么决策程序再好也没有什么卵用；同理，威权体制也是如此；中国便是最好的例子；

印度虽然建国之后便实现了民主转型，但是其经济政策一直沿用苏联的计划经济，跟中国早期一样；印度的改革开放始于90 年代，之后印度经济便开始逐渐进入快车道，快速增长了起来。虽然今天的印度依然存在诸多的问题，但只要方向正确了，问题的解决只是时间的问题；其隔壁的巴基斯坦兄弟，虽然走的是类似中国的威权主义的道路，但其国内经济目前仍然在低位徘徊；

11. 社会压迫

政体的改变是相对容易的，一场战争或者革命，胜利者便能够决定采用何种政体；但是社会的风俗习惯和文化观念的改变是非常缓慢的，它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实现；但某种旧的观念习俗，存在着不公正时，例如印度的种姓制度，那么即使政府的法律是公正的，这种社会的不公正消亡，也将经历一段漫长的过程；

当政府的法律能够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时，那么这种社会不公的消失虽然缓慢，但终究是时间的问题；但如果政府本身也是不公的，那么社会不公的消失，就变得遥遥无期了，以至于只能寄希望于下一场战争和革命了；

更糟糕的是，社会不公会反噬民主，让民主劣币化；民主的有效，依赖于自由平等的竞争，让高效者获益；但是社会不公会限制公平的竞争，让低效者胜出，这也是为什么腐败在印度如此普遍的原因；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印度今天的种姓制度，源于过去几千年的农业经济和地理环境；随着工业经济、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越来越在印度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其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影响，将慢慢重塑印度社会的观念和习俗，就像中国今天；

12. 威权浪漫

如同民主有局限性一样，威权同样也不是万能的；历史上像邓小平、李光耀这样伟大的威权人物，其实是屈指可数的；更多的是萨达姆、金正日之类的人物；独裁不一定意味着强权，历史上的独裁，更多是以弱独裁的形式存在的，例如民国时代的蒋介石，今天的拉丁美洲国家等；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实现完全的暴力垄断，那么几乎不可避免要通过一场血流成河的内战来检验各方最终的实力；

民主的道路是曲折漫长的，威权的道路则是随机赌博的，世上没有万能的解药，政治的背后是社会的复杂性，每个国家做何选择，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非一概而论；

三、国家建构

13. 何为国家

国家的本质是在特定地理范围内实现对暴力的垄断，汉字“國”的繁体写法，说明古代中国已经明白了这一点；其实暴力的分散是自然界的常态，而暴力的垄断反而是一种反常现象；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实现暴力垄断，那么国家的长治久安就无从谈起，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更是要大打折扣；中国由于在 2000 多年前就实现了大一统，因此其暴力垄断和官僚机构有着世界上最悠久的历史，以至于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对此习以为常了，但其实它很不寻常；当下国家仍然晚近出现的国家，受此问题的困扰，例如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暴力的垄断和集中，需要一场你死我活的漫长斗争过程，才有可能最终实现；

14. 国家能力

产权的明晰有利于提高效率，因为不明晰的产权，很容易出现公地悲剧；所有人都只想索取而不想投入，最后的结果便是竭泽而渔，国家的出现本质上也是一种产权明晰的过程；

国家能力的大小，对于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伴随着暴力的垄断，暴力的发生频率也随之指数级减少；其次强大的国家能力意味着强大的征税能力，没钱难办事；没有税收的保证，政府能够提供的公共服务便非常有限；第三，强大的国家能力也是社会秩序的保证，稳定有序的社会，经济活动才会有繁荣发展的前提；

人们总是将自己熟悉的日常事务当做某种理所当然的常态，但如果我们跳脱当下，着眼于更大的时间和空间跨度来观察时，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历史悠久的中央集权和官僚系统所造就的强大国家能力，对很多控新兴国家来说，其实是非常奢侈的；

15. 战争的作用

从封建制度的权力分散状态，走向中央集权的状态，是一种国家能力的进步；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完成这种转型的国家，欧洲则晚了约 1500 年才发生这种转变；

战争是残酷的，结果是惨烈的，非生即死；在这种极端状态下，人们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来获取胜利；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状态，也间接催化出了各种进步；例如权力的集中、技术的创新、制度的变革等；

秦国之所以能够统一中原，缘起于商鞅变法；那些固守传统的国家，在战争中被打败消灭了；最后活下来的国家，就是那些采用了新技术和新制度的国家；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战争是国家建构所要付出的代价；因为如果没有战争，就难以统一分散的权力，难以实现对暴力的垄断；

16. 官僚系统

战争可以完成“打天下”的目标，但是实现暴力的垄断，仅仅意味着国家能力的前提，而不是落地；要实现皇权下县，政令通行，需要有一套高效的官僚系统；统治者借助该系统，完成对国家的有效管理，而不是山高皇帝远，政令不出中南海；组织即效率，拥有高效的组织，统治者才能实现强大的动员能力，不管是集中财政办大事，还是集中兵力打大战；

中国有历史悠久的文官制度，这种早熟在全世界范围是极其罕见的，甚至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其他国家最少也是近 200 年左右才开始出现相同的制度；古代中国，皇帝为了实现权力的集中，必须时刻警惕那些可能对自身权力构成威胁的力量，例如尾大不掉的地方军事势力、富可敌国的商人、信众如云的宗教领袖等；这些人对于皇帝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需要加以限制；

仅靠皇帝自己显然不可能完成这种限制，因此皇帝需要培养自己的势力，这些势力必须是安全的，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同时还必须是优秀的人才，才有能力去完成各种困难的任务；历朝历代经过反复试错，最后发现最靠谱的办法，还是通过考试从平民中选拔，同时不允许权力世袭；这样就可以确保其忠诚，并且攘天下英才为已用；

但国家能力也并非也越大越好，因为物极必反；当领导者英明神武时，自然突飞猛进，一日千里；但如果领导者昏庸无能，那么带来的破坏力，也同样是一日千里；

17. 社会运动

美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绝大多数国家都建立在一片拥有皇权历史的土地之上；但美国是建立在一片没有出现过任何皇权历史的土地上；美国原本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美国独立战争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国家，而是为了摆脱英国的集权统治；战争胜利后，军队也马上就地解散了；后续只是因为部分代表觉得这是一个成立国家的好机会，大家才重新聚集在一起进行商讨，最终达成共识；但为了避免从一个火坑跳进另外一个火炕，美国反联邦的国父们，殚精竭虑的设计了种种机制，对国家权力进行制衡，甚至不惜让民众保留持枪的权力，以作为最后捍卫个体自由的底线；

美国国父们的梦想，原本是小政府大社会，但随着时代的变幻，美国政府已今非昔比，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从100 年前的 8% 上升到了现在的 30-40% 左右，国家能力已经变得非常强大，同时军费支出也非常庞大，因此它不但保护着自己，还保护着欧洲日本很多盟国；几方面的原因，造成了美国政府职能的转型，一是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二是经济（债务危机），三是公民运动，政府被迫承担越来越多的职责和责任，于是机构和能力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庞大了；

除了通过战争来推动改革外，美国和印度则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即通过社会运动；因为战争的代价过于高昂，而成熟的官僚系统则可遇而不可求；

但即使社会运动具备可复制性的特征，它仍然强烈依赖于民众意识的觉醒和素质的提高，我们很难期待贫瘠的土壤能够收获理想的果实，印度即是例子；

18. 建构障碍

国家建构并非在一张白纸或者一片空地上，建设一个新的国家和制度，它受限于各种各样的现实条件；这些条件有时会起正面作用，例如同质化的单一民族，让建构变得顺利；有时会起负面作用，让建构变得异常困难；

如果从全世界所有国家中，选择建构过程最为命运多舛的国家，想必可能非阿富汗莫属，其遇到的障碍包括：

• 地理环境：整个国家都是山，地理屏障导致易守难攻，统一成本很高，历史上长期处于封建部落状态；
• 地缘政治：周边都是大国，夹在中间，成为大国斗争的棋子，树欲静而风不止，无法获得长期的和平状态；
• 民族结构：由多民族组成，统一思想观念的成本高；
• 宗教势力：极端宗教主义难以和世俗政治理念相融；但极端宗教并非原产于阿富汗，而是苏联入侵导致上百万难民逃往巴基斯坦后，在当地的宗教学校习得的；乱世为宗教原教旨主义提供了成长环境，就像当年日本侵华，帮忙共产党获得了成长机会一样；

四、政治文化

19. 观念水位

引起政治制度变革的因素有很多，可以是经济因素，例如欧洲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兴起；也可以是战争因素，例如中国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也可能是外部因素，例如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统治；但最根本的因素，还是人们的观念；当某种观念开始普及之后，它就会慢慢推动社会变革；同理，如果社会变革超前人们的观念太多，那么这种变革在落地过程中，不可避免会被打折，被迫回归民众的认知水平；

因此对于统治者来说，控制宣传，控制和引导人们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

观念不会无中生有，它首先需要有星星之火，之后才有机会燎原；星星之火并不难，因为 300 年前欧洲的启蒙运动已经为后人种下了火种；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人民群众解决了温饱问题后，社会主要矛盾会发生变化，例如变成追求平等和正义；如果此时威权领导者没有主 意识或能力引导人们观念的话，那么启蒙思想就会慢慢在人群中扩散开来，最终成为燎原之势，例如韩国；

20. 规则意识

民主并不是简单的改成一人一票的选举后，就叫民主了；“人民当家作主”这六个字，有巨大的内涵，背后需要的门槛非常高。它意味着绝大部分事情再也没有人为我们做决策了，而是需要我们自行组织起来，进行决策；这个过程非常的不简单，它要求大多数公民具有与他人组成团队、制定规则、相互合作、遵守规则，相互妥协，最终形成决策的能力；这种能力，没有相当程度的受教育水准，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大部分中国人连自己的小区都还管理不好；所以，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民主转型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但转型之后，想要实现民主的落地和稳固，则成功者廖廖；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而不是地痞流氓式的意气用事；参与各方需要拥有足够的智慧和耐心， 寻找共赢的方案，退让妥协、各取所需。这些理念的实施和落地，对国民素质的要求是很高的；它决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和实践才有可能完成；欲速则不达，民主的稳固并没有捷径可走；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民主的本质更像是国民素质提高后的一个副产品，而不是原因；

21. 乌合之众

人其实是情绪化的动物，基因决定了我们的天性如此，因为这种决策机制最节省能量，理性的思考决非我们的常态，它需要刻意的训练才有可能实现；当一些非理性的人组成一个庞大的群体时，人性中非理性的一面将被指数级放大，因为身处群体中的个体，再也不需要思考了，一切责任不再是个体的责任，而变成了组织的责任；当个体可以从不道德的行为中获益，却无须为其承担道德或法律责任时，那么人性中恶的部分将被最大程度的激发，整个组织很容易陷入狂热的非理性状态；此时统治者还会通过宣传新的意识形态，来为种种邪恶行为穿上正义的外衣，让执行恶的人再也没有心理上的负担，例如纳粹对犹大人的屠杀；

22. 观念差异

不管是出于地理，历史还是其他原因，不同地区的人们，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其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差异性更多时候体现为价值顺序不同，有些人认为自由先于秩序，有些则反过来；但有趣的是，这种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并非人生一出生就自带的，而是从环境中习得的。

当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这就是人性的弱点；当某种错误的说法总是在我们的身边反复出现时，我们就会不自觉的接纳它，并将它当作自己主动选择的想法；文化差异会带来冲突，比较糟糕的是观念的冲突跟利益冲突不同，后者是可以协商的，但观念常常是非此即彼，没有协商的余地，因此化解人们心中的观念冲突难度很大；

当一个国家处于发展上升期时，大家的生活都在改善，普遍都变得更好了，这时出现观念冲突并不明显。但是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开始走下坡路，蛋糕不断缩小，人们就蛋糕如何分配，有各自不同的想法。于是冲突开始浮上水面；

财富分配不均是所有国家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副作用，不同群体之间的财富差距会自然的变大；政府如何应对这一挑战，能否积极有效的干预，极大的关系到了社会矛盾是否会进一步激化，还是会慢慢缓和；

五、政治经济

23. 政治与经济

政治制度的转型与否，转成什么样的类型，都不必然保证经济会良好发展。因此经济健康发展与否，有自身的一套规律。只要政府按照规律行事，经济自然就会健康发展；反之，如果政府蛮干乱来，例如中国的大跃进运动，那不管是威权政府还是民主政府，最终的结果都是一团糟；

24. 乱来的后果

经济的发展有其固有的规律，但有些政治浪漫主义者，近者如中国的毛泽东，远者如委内瑞拉的查尔期，不顾这些客观规律，认为人定胜天，强制实施了一些倒行逆施的经济政策，其结果便是将整个国家拖入了经济崩溃的深渊；

25. 贫困

自由市场经济不可避免会带来财富分配不均，那些善于此道的人，会掌握更多的财富；而缺少经济头脑的人，则获得的财富要少一些；多劳多得，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要命的是，这种差异会自我强化，财富越来越往少数人集中，并在代际中传承；当政府不强制干预进行财富再分配的，它将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最终导致国内秩序崩溃；

很多时候这种财富不均并非富人对穷人的剥削造成的，而更多是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造成的，掌握技术的群体获得了大量红利和财富；技术进步的速度越来越快，使得一些人的工作在还没有退休之前就消失了，于是导致这些人陷入了贫困之中；

26. 局限性

政治的下限很低，错误的制度，会让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民不聊生，恶殍遍野，尸骨如山，就像萨拉姆曾经给伊拉克人民带来的灾难一样；但正确的制度，上限也很低。所谓的政治，本质上只是一种决策机制；跟是否能够得到好的决策无关；决策好坏，完全取决于决策人本身的认知水平，也即国民的素质，认知观念的高度；制定良好的政治制度好比设计了公平合理的游戏规则，但规则再好，一群菜鸟也不可能踢出一场好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