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上册

暴力变化的一些重要节点：

• 无政府状态进入有政府状态；
• 小政府进入集权政府状态；
• 理性主义和思想启蒙运动；
• 二战后大国之间的新秩序；+
• 武装冲突在全球范围内的下降；
• 人权概念带来的权利运动；

陌生的历史

历史的进步是缓慢的，其跨度要远远超过普通人的一生；而大多数人是不喜欢学习历史的，因此人群中普通存在一种历史近视症；即人们通常只关注到最近几十年的历史，同时误以为是更早的往昔也跟今日大同小异，但事实并非如此；真正的历史，与今日的生活大不相同，甚至说是翻天覆地也不为过；

平靖进程

原始人类争斗的三种常见动机

• 竞争：为了获得稀缺资源，例如食物或性；
• 猜疑：为了获得安全感，先主动消灭潜在威胁；
• 荣誉：树立有仇必报的名声，减少他人的挑战；

通过引入垄断暴力的第三方（即政府）可以解决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从而推动暴力的减少；

政府让人们脱离了霍布斯陷阱，虽然极大降低了暴力的概率；但它在解决一个老问题的同时，出带来了一个新问题，即当权者的暴力；

文明进程

欧洲在中世纪及之前的封建社会中，整个欧洲大陆由大大小小无数的地方武装力量组成，好听一点叫贵族，不好听一点叫军阀；这些军阀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就像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一样；当出现类似秦始皇式的人物，实现对分散军阀的统一后，暴力也随之进一步减少；

中央政府发生作用的根本原因，并非集权本身，而是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或者说政府的威慑；当人民相信犯罪需要付出代价时，就会三思而后行；当政府不能有效的主持公道时，受到不平等对待的人们就会通过使用暴力来追求自助公正；

掌握更多资源的社会上层人群，更有能力利用法治的工具来实现正义；但是越底层的人群，则难以充分利用法治。这也迫使他们只能利用非法治的手段；

不仅同一国家内部不同阶层如此，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也表现出相同的趋势；政府越是有效，该国凶杀率越低；

人道主义

暴力的刑罚在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并非秘密进行，而是公开的；对于大众来说，它更像是一种娱乐活动；在人命如草芥的年代，人们对于他人生命的价值是完全无知和麻木的；直到思想启蒙运动的到来，凭借理性主义运动，以及印刷技术带来的图书出版大爆炸，让思想得到广泛传播，人们通过阅读书籍（如小说）等，逐一破解过往的种种迷思，开始重视审视生命本身的价值；进而推动了大规模残酷刑罚的取消；

通讯技术的发达，除了让思想更快速的传播，同时还有利于让各种错误的思想充分的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中，接受检验和批判，进而被杀死在摇篮之中；信息和言论的自由流动本身是具有力量的，这也是为什么极权国家都会不遗余力的控制言论和出版自由；

就像物理规律一样，它并不是人们发明的，而是被人们发现的；道德也同样如此，实现整体收益最大化的互惠互利方案，并不是人们发明的，而是客观存在的，它只待人性利用大脑中的理性进行推理，并最终找到它们；

国际秩序

虽然一战和二战死亡的绝对人数很多，但如果基于总人口比例进行计算，则比例非常小；中国唐朝的安史之乱，全国大约大约 2/3 的人口非正常死亡；

经过对历史上发生过的战争进行统计后，得到了几个结论：

• 战争的发生时间是随机的；
• 战争的结束时间是随机的；
• 战争的死亡人数是随机的

战争很像一场博弈论中的消耗战博弈，坚持到最后的人能够赢得战果，失败的人则一无所有；为了避免失败，双方不断押注，即使投入已经远远超过收益，双方也无法停止下来，只能最终有一方弹尽粮绝，胜利才能够见分晓；

消耗战博弈导致产生悖论，即规模越小的战争，反而更容易结束；而规模越大的战争，反而持续的时间更长，自然结果也是更加的惨烈；

战争的幂律分布导致产生长尾效应，即超大规模的战争数量很少，但极小规模的暴力却数量巨大，其数量之繁多，以至于这些小规模暴力（如谋杀），其造成的死亡人数要远远超出大规模战争；但它们常常因为规模过小，不被人们所注意并进行统计；

历史上发生的绝大多数大规模战争，都是发生在大国之间；可以说国家越大，其卷入战争的可能性也越大；

欧洲三次大规模人口死亡的原因分别是：

• 三十年宗教战争；
• 拿破仑战争；
• 一战和二战；

在三十年战争之后，各欧洲国家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奠定了现代国家的雏形；随着主权国家陆续成为主流，原来 500 个分散的欧洲小公国最后慢慢合并到剩下 30 个左右；随着独立政治单位数目的减少，国家之间的战争次数也显著变少了；但国家间战争的破坏力变大了，一部分原因是武器升级了，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国家的组织动员能力变强了，因此有更多的人被送上了战场，军队也逐渐正规化和常备化，从而提高了战争效率；

主权国家的崛起跟当时商贸活动的繁荣有很大的关系，因此该时期各主权国家主要的精力投向了贸易活动，从而为 18 世纪的欧洲带来了几十年相对平静的时期；但接下来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打破了这种平静；浪漫化和军国化的民族主义，将战争推向了历史最高潮；在经历几千万人的死亡后，人们精疲力尽，开始坐下来重新思考战争的意义，以及如何避免再次发生相同的悲剧；二战之后，人类社会迎来了历史上最长久的和平；

影响一个国家卷入战争的三种因素（所谓康德的和平三角）：

• 民主：民主政体并非解决问题的万能药，但跟已知的所有其他政体相比，它对本国公民施加的暴力是最少的。民主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其卷入战争的可能性也相应减少；
• 商贸：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化程度越高的国家，也卷入战争的可能性也越小；
• IGO：政府间组织能够为不同国家就分歧提供了协商的机制，例如维和部队；

新和平

大规模暴力除了国家间的战争外，还有以下三种常见的形式：

• 内战
• 种族屠杀
• 恐怖主义

随着苏联在 1991 年的解体，冷战结束，国家之间因为意识形态冲突而引发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了，内战反而成为主流；相对于专制政权和民主政权，半桶水的半民主政权，反而最容易爆发内部冲突，因为这种政权通常严重腐败，阶层分化，种族冲突，资源集中在少数的权贵阶层手中；

虽然局域地区的暴力冲突仍然频仍，但其造成的死亡人数要远少于作为暴力机器的国家，并且整体也是呈不断下降的趋势；除了民主和开放贸易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际维和部队的介入，让冲突的双方避免陷入霍布斯陷阱，并提供了冲突的协商机制；另外人道主义组织提供的医疗和食物等资源，也有效的降低了平民的死亡率；

给他人打标签和分类是人类的天性，它有助于降低认知成本，提高认知效率；但这种天性在社会群体冲突中，会带来巨大的恶，敌对方通常会被非人化，以降低恶行可能带来的道德负担，最后可能会导致对某个群体进行大屠杀；

实现某种乌托邦的意识形态往往带来最大的破坏力，此时暴力被认为实现远大理想的必须手段；进入 21 世纪后，人们渐渐不再对狂热的意识形态产生兴趣。目前看来，它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处于一个历史最低点；

虽然恐怖主义经常占据着当今国际新闻的头版头条，但事实上跟战争和大屠杀比起来，它造成的伤害在数据上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零头和噪声；

虽然各种数据和指标显示人类社会的暴力数量不断走低，但我们仍然无法就此判断人类将远离战争。因为在诸多地区，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例如俄罗斯的对外扩张、中东的政教一体等等；或许更审慎的说法是发生的频率和间隔，将变得比以往更长一些；

权力革命

二战后，欧美国家发生了一系列的权利运动，包括民权、女权、儿童权利、同性恋权利、动物权利等；这些运动在无须中改变着人们的观念，让人们对暴力的容忍度变得越来越低；

民权

私刑和种族迫害在美国的减少

女权

家庭暴力以及强奸案例整体呈不断下降的趋势；

儿童权利

杀婴和弃婴曾经是全世界各地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但在今天，这种现象已经非常罕见；仅仅在 100 多年前，工厂普通使用童工；仅仅在几十年前，大多数家长还对体罚儿童视为正当，但在欧美国家，虐待儿童已写入法律；

同性恋权利

动物权利

动物权利运动与其他运动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没有受害人，即动物权利主张完全是由暴力的潜在施加者人来发起的一场运动；

权利运动的根源

从本质上来说，我们的很多道德准则是一种违反直觉、文化和宗教的思考和行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大脑借助移情和理性能力，设身出地的从他人的角度出发，得出某种更加合理的道德行为；启蒙运动以及它所带来的理性主义、自由主义、人本主义，扮演了重要的作用，是后续各种权利运动的重要根源；启蒙运动在早期的传播是缓慢的，但随着印刷技术、通讯技术、物流工具的日新月异，思想和人员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快速传播；

下册

人性中的某些成分，是制作暴力的机器；但同时人性中还有其他一些成分，能够为我们带来和平；人性本身存在一体两面，一面是魔鬼，一面是天使；

魔鬼

暴力天性

很多人觉得人性本善，但事实上，人类最暴力的阶段是人类的幼儿时期；只是因为这个阶段的个体掌握的武器很少，因此不会造成巨大的伤害；以前人们一直在思考人类在长大的过程中，是如何习得暴力的；但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正确的问题其实是反过来的，即暴力的天性是我们与生俱有的，而在长大的过程中，我们是如何学习控制自己，不会随意攻击他人；

当我们与对手势均力敌时，我们往往并不会向对方施加最大程度的暴力，因为我们意料到对方存在反击的可能性，这种恐惧感让我们保持谨慎和克制；但是如果某个时候，这种恐惧消除，我们能够确保万无一失，没有报复风险时，反而是我们施加最大程度暴力的时刻，因为此时毁灭性的暴力，有利于我们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一举消灭敌人；

自利偏差

人具有展示自身积极面的动力，将自我形象进行美化，作为社会性的动物，这是一项有助于增加繁衍几率的技能，因为这样可以增加他人同自己进行合作的概率；为了避免自我美化被他人识破，我们会在意识层面（骑象人）欺骗自己，从而对自己说出的话深信不疑（语言也是由意识层面进行组织的），这样才不会因为撒谎而被他人识破；

但是这种自欺行为是不彻底的，它只发生在意识层面；当我们的意识层面被干扰时，只能由潜意识来进行判断时，我们的自利偏差就会消失；也就是说，在潜意识层面（大象），我们一直知道真相；只是意识层面出现自利性的自我欺骗；

由于自利偏差的存在，在描述一件暴力事件时，施暴者和受害者的角度是非常不同的；二者唯一相同的一点是，他们都会站在自己的角度，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

暴力动机

暴力行为是动物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多种不同的脑回路（动机）会触发暴力行为，包括：

• 寻求回路：例如捕食行为
• 愤怒回路
• 防守回路
• 优势回路

暴力的五种分类：

• 捕食：将暴力作为实现目标的工具，例如捕食行为；它主要由大脑中的寻求回路触发；
• 优势：追求对他人的优势或控制权；
• 复仇：用相同的暴力手段为自己受到的伤害进行反击，可由愤怒回路或者寻求回路触发；
• 施虐：享受伤害他人带来的愉悦，主要由寻求回路触发；
• 意识形态：寻求回路的集体化表现，召唤和组织同伴，通过暴力实现目标；

捕食

捕食型暴力将暴力作为实现自身目标的工具或手段，而对受害人没有任何的道德价值考量；人类历史上有大量的暴力行为是捕食性暴力，例如蒙古人的屠城，殖民者屠杀原住民、独裁者的政治清洗、罪犯杀害目击证人等；

在捕食过程中，如果受害人作出回击，往往会触发捕食者的愤怒回路；同时由于自利偏差的存在，双方会认为自己才是正义的一方，而对方是无理取闹；彼此的复仇开始掉入螺旋升级的漩涡，例如以色列和其阿拉伯邻国；

自利偏差除了出现在道德领域，还会出现在自我评价领域，也即积极幻觉；人们总是过高的评价自己的能力和好运气，同时还会低估自己遭受厄运的可能性；或许也可以说，积极幻觉跟自我美化其实一脉相承，有助于提升基因的繁衍几率；当人人都自夸时，说真话的人反而会吃亏，从而被淘汰；

过度自信很容易让人们做出过激的行为，例如对强大的敌人发起战争，自认为必将胜利（例如拿破仑和希特勒），结果是将双方拖入消耗博弈，两败俱伤；

优势

优势的地位有利于资源（食物和性）的分配，因此通过竞争优势地位，并且尽量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的优势地位，是社会性动物的常态，也是雄性基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实现优势竞争的方法可以是实质性的暴力，也有可能是表演性的暴力；很多物种（包括人类）的雄性在相互竞争时，会以不伤及性命的方式进行较量，当一方认输时，竞争即宣告结束，这一点和捕食性暴力存在很大的不同；

睾丸素水平的上升会让雄性更有意愿参加优势竞争，这在未婚的年轻男性身上最明显。而随着结婚和养育儿女，雄性的睾丸素会不断下降，从而让男性的注意力从争取交配权上面，更多的转移到养育后代上面；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因此除了个体优势竞争外，我们还会将自己视为某个团体的一分子，与其他团体进行优势竞争，追求群落优势，例如以球队为代表的各种体育运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等；对自身所属团体的偏爱，是人的天性，无须习得；如何让自己保持公正，反而是一种需要习得的技能；

由于追求优势地位是雄性竞争的游戏，而雌性在这方面的天性则弱一些；因此当一个社会中的女性承担更多的责任和工作，拥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时，暴力发生的几率也会有所降低一些；

但个体终究是组织机器的一个零件，因此，组织的规模越大越复杂，女性能够发挥的影响力也会随之变得越小；

复仇

复仇是人类的天性，因为坚定的以牙还牙策略，才能够让竞争对手有所忌惮，从而避免自己被占便宜；复仇人类很多暴力的动机，它是我们的大脑中一个很容易被触发的机关；当我们觉得自己受到欺骗或者其他不公正的对待时，我们会产生很强烈的复仇渴望，甚至愿意为此支付远超收益的成本；这种看似不理性的现象，从基因进化的角度来看，反而是理性的，因为我们需要建立威慑力，才能够避免自己再次受到伤害；复仇背后的动机是为了建立威慑，因此当复仇现场中存在第三方时，复杂行为常常会变得更加的严厉，以提高威慑的效果；

人性中的自利偏差，让我们严于待人，宽于律已。因此相同的暴力行为，在施害者和受害者的眼里，严重程度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最终会导致复仇行为没完没了，陷入死循环。就如古语所云，冤冤相报何时了；通过垄断暴力和秉持公正的第三方（国家和司法）介入，可以消除这种恶性循环；

虽然自利偏差会让复仇不断升级，但是也存在克制升级的因素，包括：亲缘关系、合作关系、对方主动道歉认错等；但道歉要有效果，必须建立在前面两点的基础上，即存在利益关系的情况下才有效果；如果竞争双方完全没有任何合作关系，那么道歉将很难获取另一方的完全信任；

施虐狂

虐待狂出现的两个前提：

• 享受其他人的痛苦，包括四种动机：
  • 对生命脆弱性的好奇；
  • 获得优越感；
  • 复仇；
  • 享受快感：如性虐狂；
• 无视限制施虐的制约；

防止虐待他人的安全阀：

• 悲悯之心；
• 文化禁忌；
• 生理反感；

由于生理反感的存在，施虐行为并非天生的，而更多是获得性的；就像人们在克制了对酒、咖啡、茶等苦涩味道的初始反感后，慢慢从中习得快感；

乌合之众

人们为了追求意识形态中宣扬的完善世界，可以不惜暴力为手段，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无数的暴力记录；意识形态之所以容易造成极端，原因在于：

• 完美主义，不接受折中；
•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 视其他异见为彻底的邪恶；

意识形态的特别之外在于，它不产生于个体身上，而是诞生于群体之中；当个体处于群体之中时，就会涌现异于个体日常行为的新行为特征，即所谓的乌合之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个体将自己视为集体的一份子时，会造成部分自我的消失，因为它不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由于存在从众压力，个体害怕变成异类，因此变得非常容易受到团体其他成员的影响，甚至会主动表现自己的忠诚；异见因此遭到压制，最终导致整个群体的行为和思想进入自我强化，变得越来越极端；

社会心理学中有一些描述此类现象的术语，即人众无知、沉默的螺旋、阿比林悖论；当皇帝的新衣被揭穿时，会导致团体中的很多人的价值崩塌，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团体成员会自发的压制异见；

当人们犯下恶行后，为了让自己的理性意识能够接受自己的行为，人们会主动美化恶行，自我欺骗，重塑对自身行为的认知，这些扭曲认识的方式包括：

• 美化：用模糊两可的中性词汇，掩盖极端的恶行；
• 渐进：一开始是非常小的恶，当心理逐步接纳它时，慢慢演化成更大的恶；
• 免责：个体被告知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主要责任；
• 疏离：将受害者变成数字
• 贬低：将受害者非人化；
• 对比：别人比自己更坏；

意识形态产生于我们原本的一些有益的天性，例如理性、逻辑、目的论等认知能力，它是认知能力这把双刃剑的另外一面；从某种角度来说，它是人类的不治之症；允许信息自由、充分流动的社会，产生有害的意识形态的风险降低；反之，一个社会越是封闭，越是信息审查，意识形态暴力发生的概率就会变得越高；

天使

除了黑暗的一面，人性中还存在光明的一面。在光明的一面中，存在几个坚实的力量，让暴力在我们这个时代终于出现了下降；

移情

人类的大脑中存在镜像神经元，但这些神经元并非移情的基础或原因；更准确的话，它们的作用是让我们能够想象他人的形为，从而作出更准确的判断；移情更像是一个开关，大脑自我利益的需要开启它，产生情感动机，影响我们的行为；例如当受害者是我们的同伴时，大脑就会开启它；当受害者是我们的敌人时，大脑就会关闭它；

影响移情开关的两个因素：

• 当事人如何理解他人当前的处境同，例如是遭遇了不幸，还是罪有应得；
• 当事人如何理解跟他人的关系，例如是盟友，还是敌人；

同情他人是人类的天性，但是它仅限于发生在共生关系圈里面，即我们的亲人和好友，而不太会发生在合作关系里面，例如工作上的客户、陌生人；

有两种动机会产生同情：

• 自私动机：为自己可以不再目睹对方受苦，给对方提供帮助；
• 利他动机：将对方视为自己人，即使可以不用目睹对方受苦，也愿意提供帮助；

对于陌生人，同情并非我们第一时间的条件反射，但故事（例如小说、电影）可以帮忙我们进入他人的视角，从而激发我们的同情反应；

通俗小说的流行，与人道主义革命，在历史时间上的先后关系，或许并不是一种巧合；

激发同情心并非解决问题的万能药，因为同情心自带的共生关系特性，它不可避免会产生不公平，即我们总是倾向于优先将资源分配给与我们关系最近的人；

自制

短视是人类的天性，毕竟在人均寿命只有 30 岁，物质匮乏的时代，及时行乐或许才是更好的生存之道；尽管如此，我们的大脑也存在自制回路；这个回路的能力是否强大，很大一部分跟遗传有关；并且它就像肌肉一样，在使用过程中会发生疲劳，同时也会随着练习变得强壮；

自制能力跟基因遗传有关，但暴力下降的太快，而基因的演化速度是以代际为单位的，远远慢于社会暴力规模的速度，因此很难说暴力的下降，跟人类基因的筛选有关；

道德

在道德禁忌下对他人施加的暴力数量，要远远多于战争和掠夺带来的伤害；太多的人类使用道德作为自己施加暴力的借口，自认为动机高尚；

道德感是一把双刃剑，在启蒙运动之前，它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的伤害，要远远大于福利；道德的可怕之外在于：

• 人们认为道德是一种应该普遍被遵守的法则；
• 道德会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而无须依赖物质奖赏；
• 人类认为违背道德者需要受到惩罚，甚至常常认为自己有义务伸张正义；

虽然道德禁忌在全世界五花八门，但是背后有其本质上的共通之处；不管何种道德禁忌，最后都可以被大致归纳到以下几个模型中；

道德规范涉及的三要素：

• 某人：例如丈夫、同事、邻居等某种社会角色；
• 某地：例如家里、商店、公司等某种场景；
• 某物：例如食物、钱、时间、劳动力等某种资源；

不同要素的组合，会产生不同的道德规范；当某个人在某个场合，违反了公认的道德规范时，根据情节的严重性（资源的神圣性），其他人会出现程度不一的情绪反应，轻则困惑，重则愤怒；

资源交换的三种类型：

• 常规交换：普通价值物品之间的交接，例如选择买 A 款车，还是选择买 B 款车；
• 禁忌交换：神圣价值与普通价值交换，例如为了金钱，出卖朋友；
• 悲剧交换：神圣价值与神圣价值交换，例如两个孩子只有一个有机会活下来，应该把机会留给谁；

政治家在宣传推广某个议案时，常常涉及利益分配的权衡，例如相同的财政预算，应该优先分配给哪个群体；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政治家常常会将普通价值的东西，包装成神圣价值；例如将出兵侵略邻国，说成是确保我们国家的安全；将延长法定退休年龄，说成是为了减轻年轻一代的重负；

多数道德规范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有着非常大的差异；某个时代人们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但同时也有一些道德规范历久弥新，展示了时间和地理上普世性；一般来说，这类规范都有生物基础，例如与家人分享（社群）、尊重长者（权威）、帮助朋友（互惠）；

在人类的大部分历史中，部落或小规模团体是人们生活圈的主要形式，因此五种道德模型中，神圣、权威、社群占据了更多的权重；而在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商贸、物流、信息的自由和加快流动，传统的生活圈被打破了；于是道德规范的权重越来越倾向了另外两个模型：互惠、公平；这种变化趋势减少了因认为他人违反道德规范而引发的暴力惩罚；

中东某些的国家，之所以和邻国关系紧张，很大一部分原因即在于他们觉得自己所捍卫的价值是神圣的，不能用其他利益进行交换，因此他们拒绝和对手进行谈判和妥协；

打开以上死结的一种可能办法，是将妥协进行神圣性的包装；让双方都觉得对方给出的妥协让步，是对某种神圣价值的承认和退让；当用神圣交接另外一种神圣时，就会大大降低对方产生愤怒的可能性；

另外一种造成道德权重转移的力量，则是来着于当代社会对过往历史越来越深入的研究；当真实的历史被展示在眼前的时候，人们对过往传统的各种浪漫想象，也会随之瓦解；

理性

虽然大多数人在大多数生活小事上面，并非如经济学家曾经所假设的那样，是理性人；但是人性天生内置的道德感，是生命演化的结果，其中包含有理性的一面，尤其是在一些性命攸关的重大决策上；即使绝大多数人们无法用语言将其准确的表述出来；

理性当然不是解决问题的万能药，尽管它的力量有限，但是它仍然可以极大的降低因为无知而带来的巨大破坏；理性思考并不必然产生好的结果，因为这取决于思考者本身的目的是什么，理性本身只是达成目的的手段；如果思考者想要造成破坏，那么理性就会成为增加破坏性的有力工具；

人是自私的，同时人还具备社会性；因此，当外部社会能够营造一个通过合作实现利益化最大化的环境时，个体通过理性思考，就会更倾向于合作，而不是对抗；因为此时合作对个体更加有利；

逻辑推理并不是我们的天性，这方面的能力在进化过程中出现的很晚；但是当今社会，随着各个地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个体能够从外部教育环境中习得逻辑推理能力，并有机会用于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而为自己谋求最大的收益；当一个群体越来越多的由具备逻辑推理能力的个体所组成时，他们就越容易找到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的游戏规则；虽然这个过程非常缓慢，但是它会逐渐进入强化循环的状态，越到后面，变得越来越容易；

事实上，人类社会整体的平均智商一直在不断的持续进步，今天普通智商的个体，如果穿越到 100 年前，则变成了那个时代高智商的个体；

自人类诞生之日起，移情、自制、道德等能力就已经内置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了，但是它们对降低人类暴力的作用相当有限；我们唯一可以寄托希望，只有理性的力量了；

其他

与暴力下降趋势没有显著相关的因素：

• 武器升级；
• 争夺资源；
• 经济水平；
• 宗教思想；

与暴力下降趋势显著相关的因素：

• 利维坦：国家对暴力的垄断；
• 商业贸易：合作创作财富，产生正和博弈；
• 女性主义：女性话语权增加；
• 移情延伸：识字率、城市化、发达传媒、人员流动；
• 理性滚梯：教育普及带来的逻辑推理能力的上升；